随着数字经济红利的大规模释放，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催生了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覆盖群体更广、服务成本更低、金融渗透程度更高的优势，为更多企业提供公平均等地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有效降低了融资的门槛效应，更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拉动需求和促进技术进步而实现的。
一、有关概念
（一）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也称为包容性金融）是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后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大力推广。
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文件中对普惠金融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普惠金融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
（二）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起步于2004年支付宝账户上线，业内一般将2013年余额宝的开张视为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元年。
（三）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界定为“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金融创新”，由于应用了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算法等多种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工具，所能触达的服务受众更广，所能提供的金融服务产品更为丰富，具有低成本和广范围的特点，为普惠金融服务中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并强化了金融的普惠性。
（四）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有两方面涵义：一是从量的方面来看，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和各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二是从质的方面来看，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素质分布状态，即技术水平和经济效应的分布状态。产业结构升级则是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或趋势，它是产业经济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要素配置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一）数字普惠金融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的特点决定了金融创新可以通过降低金融体系的缺陷、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这三种渠道克服已有金融体系在配置资金效率方面存在的缺陷，具体表现在：
1. 为长尾需求的群体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
由长尾理论可知，长尾市场位于正态曲线两端需求量小、差异化大的尾部，这种非主流市场的规模累计起来也不亚于处于正态曲线头部的主流市场。
金融机构通过对大数据进行智能化的搜集、分析和决策，能够高效甄别出那些具备创新能力但是却无法融资的企业，提升了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的可能性，改善了资金配置对技术创新的有效配置，缓解了金融市场上长期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
2.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解决金融机构与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唐松等（2020)的研究证实，经过数字技术赋能的金融机构通过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力度改善了资本配置效率。
3. 降低交易成本
数字普惠金融降低资金配置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主要表现在：
第一，通过在线交易的方式突破了区域限制，拓宽了业务辐射范围，从而降低筹集资金的成本；
第二，以云计算为基础对风险进行控制，金融机构能够降低获取企业信息的成本，也能够降低对企业进行贷款审批的成本；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都可以通过线上提供，不需要依托于物理网点，从而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
（二）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等两个层面调整劳动力在供需方面的错配，从而提供劳动力配置效率。
1. 从劳动力数量方面调整供需错配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数字普惠金融解决了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缓解了其融资约束，而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供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数字普惠金融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缓解劳动力的信贷约束帮助其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从而有利于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柴国俊等（2017)研究发现由于数字金融缓解了劳动力的信贷约束，从而提高了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倾向，并增加了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距离。
2. 从劳动力质量层面调整供需错配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增加对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根据Griliches(1969）“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可知，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具有相对互补性，越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对于劳动力技能的需求要求越高。
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众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便利，在融资门槛降低的条件下众多初创企业会更多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从而增加对以知识和技能为主的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升。刘贯春（2017)的研究证实了包括城镇低收入人群、农民、贫困人群等在内的劳动力因为有机会享受到普惠金融的服务，从而更加倾向于通过信贷进行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投资，以提高现有劳动力技能。
（三）优化要素资源的投入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兼具数字经济的网络化等特征，所构建的高度互联互通并具有正外部性效应和规模效应的网络化结构为各类要素的创造、集聚、转移和应用创造了便利条件，实现了要素供需的精准匹配，如数字普惠金融中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改变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借贷条件。
（四）优化要素的配置结构
要素配置结构的改善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要素资源包括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种。其中，初级要素以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主，高级要素资源以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等为主，初级要素资源呈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而高级要素资源呈边际收益递增的规律。
随着要素资源配置能力的增强，资源更多向以技术、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为主的领域倾斜，随着要素资源配置结构的升级将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消费需求拉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一）数字普惠金融拉动消费需求的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通过提高收入水平、缓解流动性约束、提供保险支持和便利性支付降低了阻碍居民消费需求扩容升级的障碍。
1. 缓解流动性约束
Ludvigson(1999）认为消费信贷产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费者面临的资金流动性约束，提高消费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信息平台，能够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偏远贫穷地区的弱势群体，提高服务的覆盖面积，为更多的长尾需求群体提供金融支持，在基本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后，能够将闲余的资金用于满足教育、文化、娱乐、交通等享受型消费，从而拉动居民消费升级。
2. 提供保险支持
根据预防性约束理论，当消费者预测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时，就会减少当期的消费支出，增加预防性储蓄。而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保险产品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险等，作为一种风险对冲工具，抵御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提高未来收入的稳定性，进而引导居民降低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支出。
3. 提供支付便利性
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数字化支付方式逐渐取代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对居民的消费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数字化支付更为灵活、便利、高效，提高了居民的消费频率；二是数字化支付使消费者心理账户损失的感知程度低于现金交易支付，从而做出更多的非理性消费选择；三是数字化支付带动了许多热点消费话题的产生，使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渐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模式转变，促进了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二）消费需求拉动通过引导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进步和创新最终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及时优化产品和服务，才能够适应市场的需要，而整个过程也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丁琪等（2019)的研究也证实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导向拉动作用，具体传导机制表现为“消费升级→厂商生产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从产业角度而言，为了提供消费需求升级过程中所需的新产品或服务，会催生新的产业，诸如直播电商、网络游戏、线上教育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和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消费需求拉动通过调整要素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创新的源头来自于消费升级过程中的需求引导，消费升级推动技术不断升级，促使生产要素的配置在产业间发生变化。杨天宇等（2018)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层面证明了消费需求拉动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具有显着的影响。
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一）数字普惠金融为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科技创新项目往往都是周期长、强度高、不确定性高的资本密集型投资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提供了高效的解决方案，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还降低了金融风险，帮助创新主体获得了高效低价的金融服务。
董玉峰等（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特征既有利于拓宽企业获取创新投入的渠道，还能够摆脱物理空间的局限，进而提高了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
（二）数字普惠金融为创新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资源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可能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一是促进了新型职业产业的形成，产生了新的就业岗位，从而促进就业人员不断加大对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
二是有利于帮助劳动个体克服信贷约束，承担为劳动技能提升所需教育的成本和费用。
第三，为人力资本提供培训教育的专业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资金的支持，通过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打破融资约束，优化教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三）数字普惠金融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主要是从直接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以及间接影响创新环境而实现的。对于直接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表现在：
一是在帮助创新主体克服融资约束的前提下释放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强化了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在业态和商业模式上寻求创新机会；
二是有利于构建共享式的商业生态系统，推动创新主体加强跨界交流与合作，从而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通过影响外部环境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的主要渠道包括：一是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金融服务效率；
三是对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将倒逼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环境；
四是为“新基建”项目提供了更多市场需求，从而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环境；
五是通过提供包括投资和信贷在内的多样化金融服务为创业者降低了融资门槛，谢绚丽等（2018)的研究发现正是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显着缓解效应，企业的创新和创业活力才得以有效释放。
（四）技术创新通过改变生产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已经将创新纳入到生产要素的范畴，并论证了技术创新在生产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技术创新通过改变生产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可以总结为：一是促进了生产要素结构的变迁；二是促进了生产工艺的进步；三是有利于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升产出数量，改善产业绩效；四是推动生产模式的进步。
（五）技术创新通过改变需求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创新能够对需求产生引导作用，通过对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具体体现在：
第一，技术创新促进产品创新，新产品的出现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显现需求，此时消费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由于技术创新的推动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改变了需求结构，为了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和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推动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六）技术创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技术创新促进了劳动力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结构的优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变迁动力。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可以将技术创新影响产业升级的路径归纳为技术创新改变劳动力结构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具体表现在：
第一，技术创新的应用和推广需要加大教育和培训的力度，劳动力层次的提高将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在新技能的推广与运用过程中劳动力将熟练掌握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和生产技术，驱动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
第三，新技术的应用将研发出高效率的劳动工具，先进劳动工具和劳动力的结合也将促进产业设备结构的升级。
